虽然从父亲一代就已生在韩国，但我对中华文化从小就不陌生，更没疏远。因为我们家里有规定：在家里一定说中国话，出去才说韩国话。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家庭教育，我才能从小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并且中国话说得很好。就是直到现在，我们家族的这个传统也一直在延续，我的后代都在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说中国话。

    我从汉城华侨中学毕业后，又考到了中国台湾念大学，专业是会计。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华侨子弟在韩国念完小学、初中、高中学校后再念大学，要么到外国去，要么就到中国台湾。去台湾是由那边的教育机构带着试卷到韩国，由韩国的大使馆来考，400多人只录取30个，考上很不容易。到台湾读书很困难，既没有定期空中航线，也没有定期的海运航线，所以我们就坐拉煤的船、拉货的船，有什么船就坐什么船。

    至于会计这个专业，并不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兴趣，就浑浑噩噩地念完了事。但现在看来，正是我所学的会计专业，才让我的财务知识比较扎实，数字观念更强。要知道，这样的特质在一个大集团里，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会计专业还是对我以后的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8年，我大学毕业，此时韩国华侨的命运已近悲惨。韩国独立以后，开始整顿外国人的事业，第一个就针对我们中国人，他们强行关闭了很多中国人开的公司。我们虽然已是第三代华侨，但还是没有永久居留权，要不停地换签证。我大学毕业后，想找事情做却没有机会，一方面韩国公司绝对不会要你，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没有什么正规的经营事业，基本上就是维持一下生活而已。作为华侨，进入政府机关和大企业工作的机会几乎是零，即使能幸运地进入，也不过是做翻译工作，绝难从事管理与决策的工作。

    但后来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既然大事情、大生意我做不了，那我就从小事情、小生意做起。想到“民以食为天”，于是我就先开了家餐馆，尽管开餐馆不赚大钱，却足以让我养家糊口，不为生计犯愁。但我不能一辈子就靠一个小餐馆为生，于是在餐馆做得比较稳当以后，就交给了我太太打理。

    当时，韩国还没有对外开放，旅游业是个空白，于是，我就抓住机会开了一家旅行社。因为不能大规模招客揽客，就在狮子会等外联外交活动比较频繁的民间团体上做文章。为了招揽客源，我先研究了这些外联外交活动的特点，当时这种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当然韩国的华侨也会去，国外的华侨也有。我的方法是把他们结成对子，让外国的华侨到韩国来，让韩国的华侨到国外去，实现一个互来互往。通过这种方式，我的旅行社生意越来越好，还在1999年获得了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的荣誉表彰。

    可能是我天性喜欢折腾、闯荡，在旅行社的生意走上轨道后，我又发现当时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很火的中国功夫片在韩国竟然没有人看。深入调查后才发现，原来是韩国政府下了禁令，就是因为太卖座。“为什么不用自己在韩国和中国两边的资源优势，把中国功夫片卖到韩国？”于是，我就到处找门路，看看能不能在政府的禁令下把中国电影引进到韩国，最后我发现，合作拍摄是个不错的方法，具体来讲就是让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电影人和韩国人合作，演员用中国的明星，但拍摄等全部用韩国的，拍成电影后，以韩国电影的身份投向市场。这种“曲线救国”的办法，最后成功地把华人电影推向了韩国市场。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并没有约定见面，但忽然郑梦九神秘兮兮地来找我，说他爸爸叫我到现代上班。虽然我当时自己有生意，并且可能赚的钱更多，但这个机会代表着朋友善意的提携和相知相惜的情谊，我根本就没想过拒绝。就这样，我去了现代上班。

    让我感到惊讶和欣喜的是，现代的董事长郑周永郑先生也非常喜欢中国人，原来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韩国驻地的美军占领了南朝鲜，美军盖房子、修马路都是现代建设在做。当时，韩国缺少泥水匠、石匠等建筑工人，老董事长就带着很多华侨干活，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郑周永了解到了中国人的信义和能力，所以对中国人印象很好。

    这个形势对我还是很有利的。我也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毕竟，多年的打拼经历告诉我，干事业不能仅仅依靠个人感情，归根结底要靠能力。

    我到现代时，韩国大公司还是极少招用华人大学生，即使录用也只是做翻译，但这不是我的初衷。于是我就向郑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不做翻译。没想到郑先生很爽快地同意了，还直接安排我做了常务顾问。

    韩国大企业的基本层级模式是：普通员工、代理、课长、次长、部长、部长理事、常务。我一去就做到常务级顾问，用现在的话说是超级“空降兵”。这样的地位，别说华人，就是韩国人也望尘莫及。更重要的是，郑先生很多事情都交给我打理，所以实际上我已经相当于一个总经理了。

    我的优势就在于对中韩两国国情的了解，所以我就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先将现代集团的火车、地铁等重工产品销往东南亚和大中华各地，并在集团内组建了研究中国市场的中国事务部，同时也以民间身份通过现代集团积极协助中韩建交。中韩建交后，我们又第一时间将现代的重型设备，比如挖土机、地铁、越野车等产品从韩国直接运往中国，拓展市场。这其中，我负责的一笔生意还在正常利润之外，额外为公司赢得了1亿美金的纯利。

    1994年，我代表现代集团角逐台湾花莲400辆火车的大生意，当时有11家国际大公司参加竞标，很多人并不看好现代，但我不这么认为，仍然全力以赴。就这样，我们凭着必胜的信念和运筹帷幄，最终击败对手，以3.06亿美金的价格抢到了订单，而且乘胜追击，在第一时间带回了1亿美金的定金。成功拿下这个订单，能为集团带来很可观的利润，因此郑先生很开心，谁也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我们带着1亿美金回到韩国，不到一个半月后就发生了金融风暴，韩元和美金本来是800∶1的汇率，很快就变成了1700∶1，集团抓住这个时机，在汇率达到1600∶1时兑换，这一下子等于白白捡了1亿美金。在当时，全公司的员工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欢欣鼓舞，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对于当时的现代来说，多挣1亿美金，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情了。

    这次事件之后，郑先生对我更加信任，集团上下也逐渐认可了我的能力。我开始了“将现代正式引入中国”的计划。

    应该说，想让现代“登陆”中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时中国刚刚开放不久，对外开放的法律、政策等都还了解不够，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谁赢得先机，谁就取得了胜利。

    我先从中国的突出优势和现代集团的产业现状找到了突破口，确定大方向——当时，现代集团下属有一个现代精工，它的集装箱占到全世界43%的市场份额，而集装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大，而这正是中国最直接的优势所在。于是我建议集团首先把集装箱拿到中国来做，会长也和我观点一致。

    大方向明确后，具体的实施策略也需要斟酌。秉持“不将全部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理论，我们一下在中国的青岛、上海、广州3个大城市注册了3个公司，采取不一样的经营方法，青岛独资、上海合资、广州是技术提供。当时，这3个模式几乎涵盖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所有路径，而之所以一口气推出3个模式，我们其实目的很明确：探路第一，赚钱第二。

      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现代青岛厂以亏损7800万美金的结果关停，而上海与广州的合作则很成功。也由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独资这条路行不通。这个道理是花7800万美金换来的，虽然代价有点昂贵，但对于现代集团在中国下一步的规划和布局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当时，已历经30年的现代汽车正陷入困境：内部经营混乱、裙带关系严重、经营亏损。“要实现大发展，就必须先解决家里的问题！”于是，我就和郑梦九一起进行了一场内部大改革。

    要造出好汽车，首先要有好配件。当时现代汽车的很多配件都是和老板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的人在供应，这些人都无偿享受着现代汽车极大的优惠和照顾，所以在郑梦九的支持下，我首先把这些裙带关系清除出了现代汽车的队伍，最多的时候曾经一天换掉了800人，足足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才整顿完毕。“谁来说情都没用！”当时，这句话就是我的原则，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裙带关系，有什么样的后台，只要供应的配件不合格，只要走后门争取到了不符合规定的优惠，那就一律开掉，毫不手软。

    队伍肃清了，配件质量上去了，现代汽车很快在品质上有了很大提高，并成功收购了韩国起亚汽车公司。

    品质提升后，我们又把精力放到了研发上，把利润的三分之一拿出来搞科研，同时还推出“透明经营”“责任经营”“现场经营”三大原则。通过对品质、研发以及三大经营原则的加强和贯彻，现代汽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有一个统计数据可以直观表现这种快速的发展速度：之前发展了30年的现代汽车年产量是170万台，但经过改革之后，仅仅5年时间，汽车的年产量就达到了412万台。可以说，我们用5年时间超越了过往30年的发展成就。

    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全面放开汽车市场，中国车市由此成为各大跨国公司的宠儿，各大汽车公司都在中国建立生产工厂，丰田、通用、福特、大众等都已经在中国获得了相当的收益。由于之前有与中国做生意的经验，我就被任命为开拓中国市场的负责人。

    虽然现代汽车计划正式进入中国，但这时在中国建立生产工厂已经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最终在我们的多番努力下，2001年，现代汽车在中国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北京现代拿到了发改委的批文，北京现代随后宣布成立。

    对于北京现代的发展，我其实是很重视的，毕竟是现代汽车进军中国的第一步。我曾经表示：“现代汽车将会让业界有三个想不到：想不到现代公司的能量有这么大；想不到现代汽车的价格会这么低；想不到现代的售后服务会这么好。”对于当时品牌、质量都还不是一流的现代汽车来说，没有多少人相信我说的话，然而随后现代汽车在中国创造的“现代速度”却一次又一次让人们惊讶。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现代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也是同比增长90%多，可见“现代速度”不是空有其名的。

    在筹备北京现代的过程中，韩国国内现代汽车与起亚汽车进行了重组，成立现代起亚汽车集团。2001年11月27日，东风、悦达、起亚三方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在中国的第二个合资企业——东风悦达起亚落地。

    可以说，北京现代和东风悦达起亚这两家合资企业的成立是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随后，我们又采取技术合作、协议生产等方式，与山东华泰、安徽江淮等地的汽车企业合作，突破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合资企业的数量限制，将现代集团在中国利益推至最大化。

    到现在，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已经拥有65家法人企业和28个代表处，投资总额达158亿美元，业务范围涵盖零部件生产及销售、汽车电子、二手车、物流、建设、汽车金融等。

    在未来，现代汽车还会继续在中国投资，因为现在中国因素已经在现代汽车集团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创造“现代速度”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令人称奇的“中国速度”，全球各个国家中，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是最好的，我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不发展，世界经济就不会进步。

    当年，为了推动中韩建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年得知中国贸促会等机构要到韩国设立代表处，我就马上对这些机构的负责人说：“就在我们现代集团大楼设办公室吧，我来安排！”说干就干。装修房间、添加办公设备这些事都是我亲手操办的。最后等中方代表到达韩国时，办公室早已安排就绪，所有的人都很惊叹。

    我祖籍是山东莒县，我的“根”在山东，有人甚至说我的普通话都带有山东口音。2006年，我第一次回莒州老家时，很激动，内心的那种情感无法用语言表达，就觉得回家了，感到非常“亲”。

    2007年，由我担任董事长的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汽车学院正式挂牌成立，现代汽车集团向学院捐赠了不同型号的12辆整车、28台发动机和180套汽车零部件，作为实验实训设备。同时学院还与现代汽车天安研修院达成互派师生进修协议，至今已有7批54人次专业教师先后赴天安学成归来。现代汽车也先后派了4人次来学院交流。我希望能以这种方式，为中国以及我的家乡培养更多汽车行业的高端人才，从而推动汽车行业的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