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郑世昌之长女 郑承皎

整理：蒋月阳

郑世昌简介

    郑世昌 (1917—1947），朝鲜归侨，日照县巨峰区沟洼村人（现为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沟洼村）。幼年随家人闯关东，侨居朝鲜。22岁回国，在家乡积极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日照县丝山、巨峰等多个区担任副区长、区长。1947年调任石臼区任区长，9月2日在率领群众转移时，被当地恶霸逮捕，9月4日在石臼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牺牲时，年仅30岁。

 

侨居朝鲜的日子

    我父亲郑世昌，生于1917年，祖籍是日照县巨峰镇沟洼村。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生活十分艰难。父亲5岁时（1922年），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了，爷爷郑培吉一咬牙，带着全家闯了关东，后来背井离乡到了朝鲜，在平安北道定州郡定州邑（今定州市）住了下来，一家人靠种菜维持生计。

    因为家里几代人都目不识丁，爷爷饱尝不识字的苦楚。所以，当温饱问题刚刚解决，爷爷便打算让我父亲上学，决不再当“睁眼瞎”。但在朝鲜上学谈何容易！不仅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当地连中文学校也没有。爷爷便想方设法，将我父亲送到二三百里外的吉林省安东市（今丹东市）上学。当时父亲虽然年纪小，但知道这个学上的很不容易，也深知爷爷的良苦用心，所以学习很用功。不仅在学校里很刻苦，在家里也是干完活就拿起书。父亲天资聪明又酷爱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很希望能够学有所成。但高小毕业后，爷爷实在没有能力再供他继续升学了。父亲不想让爷爷为难，便辍学回家，和爷爷一起种菜。

    当时朝鲜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父亲全家在朝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不论是朝鲜人还是华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实在待不下去了，父亲在22岁那年（1939年），便与家人一起回到祖国故乡。归国途中，父亲亲眼目睹了东北沦陷区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悲惨景象，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在内心深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回到家乡立即参加革命

    父亲和全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家乡也不安宁，日照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日本鬼子占领，其余的则成了“游击区”。巨峰镇周围几十个村庄包括沟洼村属于游击区，不但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在活动，而且日伪军也经常到这一带“扫荡”，国民党57军和一些杂牌军也时常来这里派捐索粮，搅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老百姓苦不堪言。

    父亲一向为人正直、忠厚善良，父老乡亲们的苦难生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尽管自己家也不富裕，但他和全家尽量省吃俭用，力所能及地接济穷苦乡邻。因此，他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父亲的表现，引起了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关注和重视。他们通过

    与父亲接触，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参加活动。父亲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将埋藏在心底的愿望——“打鬼子、救百姓”变成了现实。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考察，父亲于194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世昌佩戴过的眼镜

    成为共产党员的父亲，以全部身心投入到了革命活动之中，整天在外面开展工作，家里经常见不到他的身影。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苦出身，文化程度很低，父亲高小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因此，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成了他的重要任务。他很善于利用当地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事实，揭露日本鬼子的侵略罪恶和汉奸伪军的卖国行为，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他在农村积极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维护贫雇农的利益。他还注重发现和培养农民骨干，组织他们参加民兵，秘密进行训练，平时站岗放哨保卫群众安全，有任务时配合武工队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父亲勇敢果断、聪明睿智，又有文化，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成长进步很快，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

    1943年2月，党组织安排父亲到碑廓学习。9月学习结业后，调到薛庆区担任文书兼民政助理、公安助理。由于他一心扑在抗日的事业上，工作出色，成绩突出，不久被提拔为薛庆区副区长。

    当时的抗日斗争条件极为艰苦，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非常缺乏武器。为此，父亲动员爷爷把全家积蓄拿出来买枪，支援抗日。深明大义的爷爷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决支持儿子参加革命，当即把全部积蓄一百多元钱拿了出来。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枝汉阳造步枪和部分子弹，送给了沟洼村民兵小分队，成了这一带民兵队伍中最好的武器。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后，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村的群众也纷纷捐款捐物，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支援抗日斗争。

    1944年2月，父亲被调到碑廓一带开展抗日活动。同年6月，中共日照县委为了指导减租减息运动，在碑廓举办训练班，父亲在训练班上担任小组长。训练班举办期间，县委召开了斗争碑廓大地主牟十二的大会，到会者3000多人，父亲在大会上发言，得到了县委和与会人员好评。会后，父亲根据县委统一安排，带着全组学员到丁家庄，广泛发动群众，掌握了反动地主丁原璜欺压贫雇农、破坏抗日斗争的大量事实，及时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会上，父亲带领群众积极分子踊跃发言，宣讲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清算反动地主罪行，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推动了减租减息和抗日工作。丁家庄的经验和做法，对这一带农村落实党的土地政策、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44年冬，父亲被调到巨峰区担任区长。上任不久，适逢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该区大荒村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在黄埠子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滨海军区日照警备团副团长贾正远同志。我父亲代表巨峰区发言，深情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愤怒谴责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全区人民同仇敌忾，消灭日寇和汉奸，誓为贾副团长报仇！他的发言激起了全体与会者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慨，会场上群情激愤，斗志昂扬。

    1945年夏，驻日照城里的日伪军窜到巨峰区的幽尔崮、老牛顶等地抢劫粮食、强抓民夫，挖山洞、修碉堡。一些反动地主、汉奸也乘机造谣惑众、威胁群众，破坏减租减息运动。有些群众胆小，竟然把斗地主分到的浮财，又偷偷地给地主送了回去。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护群众安全，巩固减租减息成果，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父亲从全区各村抽调基干民兵一百余人，组成区武工队，分成三个分队，由区委书记孙合和父亲指挥。父亲分工到河西分队，主要任务是打击、消灭平山子碉堡里的敌人。平山子是敌人的一个防守重点，驻守人员比较多，光是碉堡里面就有部分日军和伪军一个中队。父亲同河西分队队长柴世林详细研究了行动方案，白天加强了对敌人行动的监视，晚上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伺机对敌进行偷袭。

    一天夜里，父亲带领武工队，到平山子向敌人喊话，敌人毫无目标地向周围乱打枪。第二天早上，从碉堡里出来了几个伪军到周围查看情况，有人发现地上有“血迹”，他们都围过去观看。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个伪军倒在血泊中，围观的敌人四散奔逃。接着，又有几颗地雷爆炸，三、四个伪军当场被炸伤。直到这时，敌人才知道中了武工队的计。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日照地区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彻底摧垮了伪政权的残余势力。

    7月的一天，区各救会长张传荣带领七八个民兵外出执行任务，在平山子附近与一帮伪军相遇，双方互相开枪射击。碉堡里的敌人听到枪声，跑出来几十人增援伪军，张传荣他们只好边打边撤。这时，父亲正带领武工队在平山子北部监视敌人，听到枪声，立即赶过来。经过一阵激战，将敌人击退，他也带领武工队撤到了莲花峪。不料，平山子碉堡又出动百余伪军反扑过来，包围了莲花峪。面对数倍于武工队的敌人，父亲异常冷静，坚定、沉着地指挥武工队进行突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左臂负伤，鲜血直流，却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武工队安全突围。

    过了一段时间，驻守幽儿崮的敌人准备向老牛顶运送弹药和粮食。巨峰镇镇长尹建勋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找到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觉得这个情报非常重要，立即提请区委研究。区委决定，尹建勋和肖建华带领武工队和民兵，在莲花峪东岭设伏截击；父亲和柴世林率30余名武工队员埋伏在幽儿崮附近，待战斗打响后，全力攻击敌人的后尾，使其腹背受敌，将敌人彻底消灭。会后，武工队连夜部署到位，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拂晓，40多名日伪军押着弹药和粮食出动了。当敌人进入武工队的伏击圈时，尹建勋一声令下，武工队和民兵向敌人猛烈射击。岂知敌人早有防备，当即进行疯狂抵抗，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压得武工队员和民兵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父亲率部从敌人侧翼发起猛攻。伪军遭到夹击，招架不住，只好丢下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日伪军屡遭打击，对武工队恨之入骨。后来敌人曾几次调兵遣将，对武工队进行围剿。无奈武工队英勇顽强，行动神出鬼没，又深得老百姓支持，结果敌人的围剿都落了空。黔驴技穷的敌人又使出一招：派遣特务潜入村庄，侦探武工队行踪，并散布谣言，威胁群众，企图扰乱人心。父亲了解到，有些村也确有暗藏的汉奸，经常向敌人提供武工队活动情况。为消除隐患，他建议区委在全区开展了反特除奸活动。他紧紧依靠群众，严格核准事实，将那些证据确凿的敌特汉奸抓了起来，对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坚决镇压，极大的威慑了敌伪势力，稳定了群众情绪。

    父亲在朝鲜时曾学过日语。到巨峰区工作后，他经常带着武工队员到日伪碉堡附近，用日语向日本鬼子喊话，宣传我军宽待俘虏政策，进行反战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人民武装部队奉命收缴敌伪武器，但驻日照的日伪军却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根据上级安排，父亲率领武工队，配合我主力部队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对敌人的包围，向幽儿崮等敌伪据点用日语喊话，勒令他们立即缴械投降，拒不投降者，坚决消灭！听到喊话后，有十几名日军向我军缴械投降。

    自调到巨峰区至抗日战争胜利，父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率领武工队参加战斗近百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保卫了群众生命和安全，深受当地干部群众拥护，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为解放事业浴血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党领导的地方政权和人民武装，根据上级指示，立即投入到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之中。

    1946年4月，县委调父亲到丝山区任区长。丝山区地处沿海，日伪军占领时间长，乡村伪政权组织健全，各类反动分子比较多，而且非常顽固。同时，丝山区也是外来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抗战胜利后，日照县一些反动地主和伪顽分子逃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青岛，在那里成立了所谓“同乡会”、“流亡政府”，经常派遣特务潜回自照，以沿海地区为重点，与潜伏特务和当地反动分子秘密勾结，进行破坏活动。丝山区离青岛比较近，敌伪“基础”又比较好，自然成为敌人进行破坏的首选目标。因此，这个地区的敌我形势非常严峻，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父亲来到丝山区后，通过大量调查摸清了敌情。从青岛来的特务，与当地反动分子秘密勾结，采取造谣惑众、恫吓群众、拉拢立场不稳的村干部订“双保险”等手段，进行颠覆活动。当地的地主恶霸则乘机捣乱，散布变天思想，威胁利诱村民。有的村解放一年多了政权仍在不法地主手中，有的村政权和群众组织形同虚设，有的村穷苦百姓不敢向地主富农开展斗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父亲决定以西碌碡沟村为突破口。这个村的反动势力比较顽固，党领导的乡村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出面办事的是一个被坏人操纵的原伪公职人员。村里的地主、富农公开造谣破坏，威胁群众，气焰十分嚣张。区里曾派了一名干部到该村担任村长，但没有打开局面。1946年秋，父亲率工作组入村后，不料一上来就吃了闭门羹：通知白天开会，家家将门一锁下地干活去了；告诉晚上开会，各家早早把门一关，连个人影都不见。父亲从这些现象中察觉出了问题所在，认为不能这样硬耗下去，必须想办法拿到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真凭实据。

    于是，他决定工作组撤离该村。村里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以为自己胜利了，很是张狂起来。过了几天，父亲给区里的干部夏良南等6名同志下达了任务：乔装成从国民党统治区青岛派来的特务，与村里的反动分子接触，尽快掌握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证据。一天夜里，化装后的夏良南等人悄悄进了西碌碡沟村。他们先找到特嫌分子李子军，说是从青岛来的，许诺等国军来了让他当乡长。李子军听后喜出望外。夏良南又指示他说：“你把人组织好，明天晚上我们来开会，让反对共产党的人报名参加自卫队。”第二天夜里，参加会的都找来了，有20多人。夏良南把名字都一一记了下来，连夜向父亲做了汇报。经区委研究决定，这伙反动分子第二天就被抓了起来。西碌碡沟村的反动势力一下子被打了下去，贫苦农民挺起了腰杆，村级政权和群众组织很快建立起来。在区工作组指导、帮助下，群众向地主、富农开展了斗争，分到了土地和财物，翻身农民扬眉吐气、兴高采烈，村里各项工作一改过去的落后面貌，成了各村的样板。

    西碌碡沟问题的解决，对全区震动很大。在不长时间内，各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建立健全了乡村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对敌斗争、动员参军、出夫支前等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父亲率领工作组再次进驻了西碌碡沟，群众见了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们，都非常热情。根据群众要求，父亲在西碌碡沟召开了一个有周围数村参加的群众大会，宣讲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地主恶霸和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激起了与会群众的强烈愤慨，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阶级斗争觉悟。

    1947年春节前夕，西碌碡沟村的干部和翻身群众杀了一头猪送到区公所，对父亲说：“郑区长，您领导俺翻了身，俺用斗争果实买了一头猪，来慰劳您和区公所的同志们！”父亲说：“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些应该做的事。要说感谢，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父亲坚决不收，干部群众急了，说：“这是俺的一片心意啊！”父亲看实在推辞不过，便说：“大家的心意我和区公所的同志领了，那就留下5斤，送给杨家洼的荣军老李同志吃，就等于我和区公所的同志们吃了。”干部群众仍然执意要把猪肉全部留下，父亲严肃地说：“这是翻身群众的斗争果实，我们一点也不能吃，一定要拿回去分给群众！”干部群众只好把猪肉抬了回去。

    父亲不仅自己一身正气，处处以身作则，而且对部下要求也很严格。有段时间，出现了个别脱产干部买了村里的斗争果实的情况，他逐个找到这些同志谈话：“领导群众打恶霸、斗地主是我们的任务，决不能侵犯群众的斗争果实，更不能违犯群众纪律。”由于他的耐心教育，那些同志心悦诚服地将东西全部退了回去，避免了形成不良风气。父亲平时还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很善于作思想工作。农民李茂友家祖辈受穷，苦大仇深，却思想落后，胆小怕事。我父亲便亲自登门，耐心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李茂友参加民兵后，进步很快，后来担任了民兵队长，在动员参军、支援前线等项工作中成了积极分子。父亲对人总是那么热情和蔼，最看不惯摆架子、盛气凌人的干部。他总说：“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都不能有架子，不然是会脱离同志、脱离群众的。”在父亲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干部群众对他的为人都十分敬佩。

1947年6月，日照县支援孟良崮战役干部在李家村合影留念。

    1947年5月，为支援孟良崮战役，日照县先后出动 9000多人的担架队和运输队，需要大量干部参与民工队伍的组织领导。此时，父亲被任命为丝山区民工大队教导员，负责带领民工队伍跟随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服务。除孟良崮战役外，他还带领民工队伍参加了枣庄、费县、滕县等战役，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胜利前夜英勇就义

    支前归来后，正值全县区划变动，父亲被调到石臼区担任区长。一到石臼区，他便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之中。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的大举进攻，父亲根据上级指示，迅速转入备战工作。他带领干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民兵监视各乡村阶级敌人的动向，积极做好迎战准备。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1947年8月30日（农历7月15日）下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石臼所。从石臼所跑出来逃难的人群，惊恐万状，仓惶向北逃亡。父亲镇定自若，千方百计稳定群众情绪，组织父老乡亲进行转移。这天晚上，他随同群众转移到了前官庄。

    第二天早上，他带着几名村干部前往西碌碡沟村，组织部分干部家属和群众转移到了城北区的高家沟。区委书记王元森，也带着干部群众转移到了高家沟。他们在高家沟商定，立即组织一个8人的武工队，由父亲带领，返回石臼所，为群众撑腰壮胆，动员和组织各村百姓继续向后方转移。同时要严密监视敌人的破坏活动，必要时给予坚决打击。父亲带领武工队，连夜赶到石臼所的小卜家庵子村。这个村的群众基础较好，武工队以该村为集合点，分两个小组，分别到东、西明望台和大卜家庵子等村庄开展活动。

    这时，驻守石臼所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出动，到附近村庄抓人修工事，抢粮食、抢财物，威逼村里建立“自卫队”，帮国民党站岗放哨，扬言要抓共产党，杀共产党干部。各村的反动地主、敌伪人员等，也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有的甚至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要回土改时被分掉的胜利果实。一时间，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道共产党能不能胜利，见了武工队就慌忙躲了起来。这样一来，武工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村里没法住，只好在野外露宿，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武工队曾两次与石臼所的国民党军队遭遇，由于父亲的巧妙指挥，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形势一天天恶化，武工队的处境非常险恶。有的队员撑不住了，惊慌不安，要求到后方去。父亲开导他们说：“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因为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很快就彻底完蛋了。石臼的国民党看起来很凶，实际上是垂死挣扎。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尽快扭转这种困难局面，父亲考虑再三，决定派李茂友、杨连法、时德顺、陈洪亮等武工队员，带领几名村干部，回后方向上级汇报情况。

    这天晚上，天下着雨。李茂友等人从小卜家庵子冒雨出发，父亲将他们送了一程。当天夜里，这个村的反动分子秦玉栋得到这个消息后，派人报告了国民党“军民合作站”，致使李茂友等人被捕。次日早晨，两个国民党兵和反动分子秦玉栋、别奉玉，押着李茂友、杨连法等武工队员，到周围各村游街示众，恫吓群众。

    9月2日，父亲在张家台一带组织群众转移，忙活了一天。晚上，他带领武工队员李津厚、郑世茂正在巡逻，突然听到黑暗中有人喊：

    “干什么的？”父亲回答：“我们是武工队！”接着出来了几个人，他们见武工队员都带着枪，没敢动手。紧接着又围上来一些人，其中一人还打了个招呼：“郑区长来了！”父亲便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俺是民兵，在这里站岗的。”这时，当地恶霸孔宪礼闻讯赶来，走上前问了一句：“郑区长来了？”便突然将父亲揽腰抱住，其他反动分子也象疯狗一样扑了上去，将几个武工队员抓住。父亲和武工队员们虽然奋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捆绑起来。

    父亲被捕后，受尽了酷刑，但他面无惧色，坚贞不屈。敌人为了恐吓群众，在对父亲拷打时让老百姓围观。父亲对围观的群众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蹦跶不了几天了，这里很快就要解放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是一定能胜利的！”反动分子孔繁升恼羞成怒，令其帮凶对父亲一阵毒打，打得他满身是血，惨不忍睹， 围观的群众纷纷含泪离开了现场。

    恶霸孔宪礼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邀功领赏，派其帮凶孔繁升、李其录等人，将父亲和其他武工队员押送到石臼所去。一路上，孔繁升对父亲拳打脚踢。走到乔家墩子村东南角的菩萨庙时，孔繁升又逼迫父亲在庙前下跪，变着法折磨他。父亲昂首挺胸，立而不跪。孔繁升就用手掐着父亲的脖子，将他按倒在地。父亲毫不屈服，奋力挣扎，顽强地站了起来。凶狠残暴的孔繁升毫无人性，极其残忍地用粪叉子朝父亲的脚揽筋插了进去，顿时鲜血直流。父亲坚贞不屈， 挺身而立，怒目圆睁，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和孔繁升这伙暴徒的罪行。孔繁升喝令帮凶们架着父亲，边走边打，不停地进行折磨。遍体鳞伤的父亲几次昏死过去，根本无法行走，被暴徒们拖着在地上留下了一道血痕，还没到石臼所，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石臼所，父亲被关押在国民党的“军民合作站”。敌人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吊到梁上，严刑拷打，先是用棍棒打、用热水烫， 后用烧红的铁铲子烙，用削尖的竹签刺进他的手指甲，惨无人道地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苏醒过来后，仍然毫不屈服。

    当听到敌人问他，“你是共匪的区长吗？”他怒目一瞪，响亮地答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区长！”

    敌人又问他，“你死的屈不屈？”父亲坚定地回答：“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死，是光荣的！”

    9月4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夜里，穷凶极恶的敌人把他拉到石臼所的前海滩上，将他的下半身埋在地里，头上浇上汽油点了“天灯”。临刑时，他竭尽全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年仅 30 岁的父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后，党组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广大群众称他是“人民的好区长”。他虽然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但他为胜利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无怨无悔。他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奋勇前进！